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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城复建是否是在“充实地产商腰包光鲜官员政绩”?

在城市、建筑、生活这个关联的命题里,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建筑?已经不止一次被叩问过,鸟巢、国家大剧院、央视大楼新址也都曾被推上过舆论的浪尖。一面是迅速发展的城市,一面是大众审美情趣的变化,因而在寻找定义中国文化名片的行程中,这个问题值得思考。

好建筑,坏建筑

用好和坏去定义一个建筑并不容易。

中国建筑界的泰斗梁思成先生对建筑有个很简单的表达,人类盖的房子,为了解决他们生活上“住”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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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实用性的基本诉求,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有一条脉络,比如斗拱,从汉代到明清,虽然装饰作用越来越强,但结构作用一直并未废弃。基于木材的材性,其顺纹方向的抗劈裂强度远小于横截面方向的抗压强度,斗拱的使用正是对这一特性的扬长避短,另外,斗拱的使用使屋檐的挑出大大增加,使得雨水不易淋湿檐柱,防止它受潮腐蚀变形。

隔海的台湾,位于忠孝东路的台北“国父纪念馆”,时隔40年之后仍被认为是台湾现代建筑史上最杰出的公共建筑之一。设计者王大闳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的建筑系求学,其导师——现代主义建筑学派的倡导人之一的瓦尔特·格罗皮乌斯,积极倡导建筑设计与工艺的统一,艺术与技术的结合,讲究功能、技术和经济效益,而王大闳也继承了这一传统,在“国父纪念馆”的设计中极尽人性化,将艺术与实用性进行了有机结合,使之成为标志性的公共建筑。

公共建筑诉求

对于建筑,英国建筑师理查德·罗杰斯觉得就像音乐一样,也拥有自己的语言,比如光、纹理、节奏、秩序、环境……

作为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的设计者,罗杰斯的创意最初也备受争议,曾被调侃为“市中心的炼油厂”,而今,他却赢得了人们的喜爱,它钢铁的架构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诠释。人们不仅可以在这里观看艺术展览,并可以享受由这座建筑和周边的空间构建出来的社区生活。

国父纪念馆1

对一件建筑的态度,随着时间的变化,公众可能会变,但对于建筑与城市生活的关系,似乎更趋向一个期许:让生活更美好。

而中国的大城市,缺少设计人性化、管理到位的大型公共空间、公共建筑,一直为外界所诟病,“建筑并非一定要达到让人惊叹的地标性结果。”罗杰斯觉得。

而城市在功能定位上的差异,使得建筑在样式呈现、与周边生态群落的搭配上也是有差异的。

独立策展人唐克扬曾有这样的表述,从建筑学视角出发的城市设计,最主要一个假设就是形态在对商业定位上起的能动作用,这构成了不同的设计态度;而不同的时空和经济体系里,商业所承受的样态也是不一样的,这构成了不同的设计出发点。如图拉真市场,里坊体制(长安)的市场,欧洲现代城市的中央市场三者悬殊的差异。

寻找自己的文化基因

苗家的吊脚楼,徽派的马头墙、小青瓦,侗族的风雨桥,客家的土楼,上海的石库门,北京的四合院……

这些身份区别的样式在雨后春笋般崛起的城市现代建筑中难觅踪迹,而今的中国城市千城一面,香港建筑大师潘祖尧就曾批评,“非洋不取、千城一面、高大全。”他还指出,在中国城市“赶跑”过程中,还存在不断破坏近现代建筑,却又不断复制假古董的风潮。

缺水的西安再造“八水绕长安”,湖南再造“凤凰古城”,河南开封重造“北宋汴京”……

政府主导下,古城复建在文化复兴这张牌下风起云涌,或充实着房地产商的腰包,或光鲜着官员的政绩。

“中国的建筑师应该具有独立的思考精神和创造精神,并且赢得城市的信任,这样中国的建筑才会有改观。”潘祖尧的建言固然诚恳,但政府主导下,这样的追求显得并不会太容易。

发布:2012-12-05浏览量:148 来源:互联网